张翼
人工智能加速了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转型
在后工业社会，科技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会使人类从短缺经济时期进入过剩经济时期。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的涌现，将更加显著地改善就业环境、提升民生品质，延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人口金字塔的年龄分层层级，并再次迅速抬升老龄化水平，加速人口从中度老龄化向重度老龄化过渡(由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所导致的增长)。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还会显著减少生产过程对人的劳动的需求。理论上，只要智能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则其昼夜工作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分配合理，就完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时代性消费需要。因此，在科技进步与老龄化的赛跑中，基于现有人口转型趋势与人口年龄结构考量，如果科技进步跑赢老龄化，则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时长会加速缩短，劳动强度会迅速减轻，每周的工作日会从现在的5天缩短到4.5天。如果以弹性劳动时间计算，则每周工作时长完全有可能缩短到35小时甚至低于35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加速从生产性社会转型为消费性社会。但如果老龄化跑赢了科技进步，则劳动参与人口的劳动时长就很难缩短。
当前的就业与退休制度基本满足了工业社会的“两种再生产需要”
在劳动时长和劳动生产率既定时，为维持一定经济发展增速，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力的数量应该是既定的——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值。如果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超过这个最优值，就业就会不充分，生产效率就会降低，择业压力就会加大，隐性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就会上升。如果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低于这个最优值，则劳动力的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但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是一个哲学意义的“存在”，因此，在尊重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政府之手、市场之手和社会之手会同时发生协调作用，形成与劳动力供给特征相一致的就业制度和退休制度，在就业优先政策的实施中，建构能够为民众所接受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说，工业社会建立的就业与退休制度，基本满足了“两种再生产需要”。到目前为止，多支柱分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支撑了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性，基本能够保障退休老年人口的生存需求。总体而言，在社会保险的第一支柱中，不管是现收现付制，还是统账结合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既维持了工业社会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需要，也规约了经济增长活力，形成了社会稳定机制。
工业社会设计的就业与养老金征缴制度已不适宜于智能社会的需要
工业社会设计的就业与养老金征缴制度，在后工业社会已逐渐暴露其弊端。在智能社会，这些弊端将日趋严重:第一，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降低了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新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为继。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15—64岁劳动力人口”而计算的老年抚养比，远远低于“65岁及以上人口比劳动参与人口”而计算的老年抚养比。因为养老保险的缴费多寡，完全决定于以劳动参与人口薪资计算的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社会平均工资的提高，同时抬高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这使所有老龄化趋于快速上升的国家的养老金资金池都存在耗尽风险。第二，在“人+人工智能”的劳动场景中，伴随人工智能对人的劳动的替代率的上升，从业人员的工资在利润分配中的占比日趋降低。这使率先取得技术突破的头部企业突飞猛进，既占有市场份额，也迅速累积巨额财富。第三，企业被日益分化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也需依照上年社会平均工资为基础征缴——即使选择以最低档60%缴纳，也面临十分沉重的压力，这摊薄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降低了这些企业员工的现金收入，增加了断保风险。第四，在收入差距较大时，工资的平均数总是高于工资的中位数。如果平均收入之值的抬升力量主要来自高收入群体，则中低收入群体的缴费压力就大于高收入群体的缴费压力。就业过程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退休之后的养老安排，拉大退休金待遇差距，这是全生命周期管理必须考虑的内容。
在“十五五”时期亟须改革现有退休与养老制度
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决定了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人口平均寿命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退休制度设计中，必须辨析清楚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人口平均寿命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同。学界和政府部门，抑或社会舆论在人口问题争论中存在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将人口预期寿命等同于人口平均寿命。人口平均寿命是某个时间区间(通常以年为单位)出生的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平均存活时长。现有人口统计方法，很难计算出某个出生年龄段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将这个出生同期群的所有人的死亡年龄全部记录下来，才能得出这一数值。第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医学科技进步正相关的概念，所以会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生活水平越高，身体越健康、劳动强度越低、劳动时长越短，则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就越长。但不同出生同期群（或出生队列）的人口会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会受不同时代社会大事件的影响，因此，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一般而言，非经注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这就是说，2024年公布的79岁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出生于2024年的人口在现有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在对未来人均生活水平的预测的假设前提下计算的平均能够达到的预期寿命——因为是预期寿命，所以会因为假设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对于出生于1964年的那个出生同期群的人口而言，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肯定会大大短于79岁。因此，切不可用当前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确定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另外，不同阶层的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同——收入较高阶层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高于收入较低阶层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同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长于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学术研究中，当然可以在不同假设下计算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但这种计算只能基于现有存活人口，由此计算的数值既存在很强的“死亡淘汰后样本的有偏性”问题，也存在很强的“性别生存优势”的影响问题(即只能计算某个年龄段存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而且呈现年龄越大、男性人口数量越低于女性的问题)。第三，无论如何设计法定退休年龄，总会有一部分人达不到这一年龄而死亡，总会有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存活较短时间即死亡，也总会有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会存活很长时间才死亡。这就需要制度设计者研究各个不同群体的健康状况及其平均预期寿命的长短，平衡群体利益，以公平正义之心，慎重设计养老保险的征缴与待遇给付制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教授）